最近，中国一所大学的一名女学生指控她的弟弟猥亵。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，她公开了自己的私人信息，并威胁要“社会死亡”。这一事件迅速成为舆论热议的话题，“社会死亡”也被热搜。有些人同意这样的行为，有些人持批评态度，有些人则通过发布自己的私人信息来滥用自己的行为。从法律的角度看，事件的发酵过程表明，部分网民对人格权和个人信息保护权益的认知薄弱。

“社会死亡”不是一个否定的词。它来自美国作家托马斯·林奇的葬礼笔记。他认为死亡有三种：是听诊器和脑电图检测到的身体死亡；第二种是基于神经末梢和分子活动的代谢性死亡；第三种是亲戚、朋友和邻居知道的死亡，即社会死亡。托马斯的初衷是提醒人们善待死者，因为它仍然具有生存的价值。然而，在一些场景中，“社会死亡”已经成为发泄自己愤怒的行为，不顾对方的人格权益，随意发布他人的信息，暴露在他人的注视之下。我们应该知道，以“社会死亡”为目的的维权，或者故意制造他人的“社会死亡”，都有违法的危险。

我国《民法典》第 990 条明确规定：“人格权是生命权、身体权、健康权、姓名权、肖像权、名誉权、荣誉权、隐私权等，名誉权是对民事主体的道德、名誉、才干、信用等的社会评价。第一百零四条规定：“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侮辱、诽谤他人，侵犯他人名誉权。”此外，《民法典》第 1032 条明确规定：“自然人享有隐私权。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刺探、侵入、泄露、泄露等方式侵犯他人隐私权。”显然，以“社会死亡”为目的的信息传播行为不仅可能侵犯名誉权，而且侵犯隐私权。

在新媒体时代，新的传播渠道无疑扩大了公众公开诉求的机会。新媒体发展方兴未艾，我国采取的监管措施相对宽容宽松。不过，也有网友不能误认为“动手指”或“轻敲键盘”，就可以随意践踏他人的合法权益。

面对他人恶意制造的“社会死亡”，个人应学会依法维权。在许多“社会死亡”事件中，失去利益的人往往缺乏个人信息保护意识。我国《个人信息保护法（草案）》明确规定：“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，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自然人的个人信息权益。”，公众应该明白，个人行为“应当有明确合理的目的，应当限定在达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内，不应当进行与处理目的无关的个人信息处理”，即使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基于个人同意，个人也有权撤回其同意。但不幸的是，许多类似事件中，一些人往往让个人信息在网络中默默传播。

其次，"社会死亡" 之所以如此 "强大"，与促进事件发酵的沟通主体缺乏责任感有关。无论是媒体还是传统媒体，都具有 "给人以物受欢迎" 的功能，应承担起必要的看门人功能。"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" 第十五条规定，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生产、复制、发布、传播侮辱、诽谤他人、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信息。特别是，一旦事实得到澄清，发布信息的平台应及时删除和处理有关的虚假信息，而不是允许侮辱性信息继续传播和获取流量 "。

最后，个人权益受到损害后，要学会补救。一般来说，救济分为三类：一是社会救济；二是私力救济；三是司法救济。社会救济有时也叫社会救助，是弱者基于慈悲为怀，施舍慈善的心理，为做好慈善而采取的临时性消极措施。对于 "社会死亡" 的受害者来说，社会救济意味着能够获得同情和理解，甚至是社会组织的支持和声援。私力救济是指权利主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，依靠自己的力量，通过实施自助行为对自己受到侵害的民事权利进行救济，如自己澄清事实等。司法救济是指当法律赋予人们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，法院应当对这种侵害作出有效的救济，以最大限度地救济和保护其合法权益，最大限度地维护基于利益平衡的司法和谐

总之，为了传播虚假信息，使他人陷入 "社会死亡" 的境地，本质上是一种打着追求正义的幌子，承载社会情感，侵犯他人人格权的行为。